▪ 來源：心聲社區、喬諾之聲

2020年3月31日，華為公司舉辦2019年報發布會，年報及解讀點擊：從華為2019年報，依舊看到了增長背后的六個字：聚焦、創新、壓強

華為輪值董事長徐直軍通過Welink連線全球80多家媒體，回答了14個關于業績和業務發展以及近期的熱點問題：

疫情對華為供應鏈的影響？
疫情前后華為業務運營的變化？
如果美國施行芯片等新的出口管制，華為將如何應對？
華為在2019年利潤增速下滑的原因？
……

小徐總還展望2020年業績，相當“悲壯”地表示：2020年我們力爭活下來，明年還能發布年報。

以下是問答紀要。

1、第一財經：現在全球疫情仍在蔓延，是否對華為今年整體經營造成影響？尤其是否對華為供應鏈造成影響？華為的應對方式是什么？

徐直軍：我們期盼疫情能夠盡快得到控制，也希望所有的患者盡快康復。這次新冠病毒再次提醒我們，人類生活在一個命運相連的世界，面對共同挑戰應該團結與合作，病毒沒有國界，不區分種族、膚色和財富。

疫情當下，我們首先要保障每位華為員工的安全，自疫情初期華為就通過了一系列措施來有效保障員工的身體健康和安全。同時，在保障員工安全的情況下來響應全球客戶和政府應對抗擊疫情的一些需求。

到今天為止，我們在中國的生產已經全面恢復，在短期內能夠滿足全球客戶和合作伙伴的供應需求。但是，海外疫情仍在蔓延，還沒有得到有效控制。我們的供應鏈部門每天都通報全球每一家供應商的動態，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幫助供應鏈伙伴抗擊疫情，盡可能確保生產。未來的疫情發展趨勢無法判斷，如果說沒有得到有效控制，有少數供應商不能持續供應的話，我們能不能確保供應就有挑戰。期望這種事情不要發生，我們也會努力確保供應連續。

2、CNN：剛才Eric提到中國正在努力恢復常態，華為在努力恢復常態。您覺得這次疫情的爆發會不會讓所處的時代以后談起來就是截然不同的時代，疫情前和疫情后。

疫情前后華為在業務運營上有沒有哪些根本上不同？比如說供應鏈策略、人力資源的做法。我們也聽說華為面向運營商客戶提供虛擬工具，這些應急時期的調整，疫情過后會不會繼續實施？

徐直軍：會不會分成兩個時代不清楚，但是對每個家庭、每個人都會成為一個永久的記憶。其實對華為來講，現在還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思考未來該怎么改進，目前更多聚焦在確保員工安全的情況下怎么快速響應和滿足全球客戶，包括當地政府對我們的抗疫需求。

現在全球都是在線會議、在線購物、在線生活、在線娛樂，對網絡流量需求大幅度增長，對網絡穩定安全運行帶來了相當大的挑戰，華為為全球170多個國家提供網絡，我們與客戶和政府一起，全力確保網絡安全穩定運行，保障支撐這些快速增長的網絡需求。

當然，在疫情發生期間我們也發現了運營管理上存在的問題和挑戰，這會驅動我們在疫情結束之后重新改進和優化。例如，我們發現不用面對面，也能把會開好；不用面對面，開發布會也能舉辦得好。我們也發現這個特殊時期大家對網絡、尤其是5G網絡帶來了新的看法。

3、路透社：2019年華為5G的銷售收入有多少來自海外市場，美國的施壓對5G的銷售收入有多大的影響？

徐直軍：2019年5G收入只是30多億美金，占公司收入比例、占運營商業務收入比例都非常低。2019年全球5G是部署的啟動期，還沒有達到規模化發展。當然5G在全球的熱度是前所未有的，從來沒有一個技術像5G一樣傳播這么廣，能夠讓全球每個人，無論哪個年齡段都知道，這對消費者接受這個技術節省了大量的傳播成本。

實事求是講，美國的打擊和遏制還是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影響。至少給我們創造了很多工作量，我們要花大量的時間跟客戶、合作伙伴以及相關政府監管機構去解釋。還有少數客戶，他們的2G、3G、4G網絡本來是華為提供的，由于各種原因沒有繼續選擇華為5G技術，或者部分區域沒有繼續選擇華為的5G技術。例如澳大利亞的OPTUS和VHA，丹麥的TDC，挪威的Telia。

4、環球時報：最近美國媒體報道白宮考慮一項新的出口管制措施，可能會限制包括臺積電在內的芯片制造商對華為供貨，請問華為將如何應對？

徐直軍：我看到了《路透社》報道的消息，同時也看到《中國日報》3月29日的消息。《中國日報》上說，如果美國措施得以實施，中國政府也別無選擇，只能對某些公司采取同樣的措施。中國政府不會讓華為任人宰割，或者對華為置之不理，相信中國政府也會采取一些反制的措施。為什么不能基于同樣的網絡安全原因禁止美國公司的5G芯片及含有5G芯片的基站、智能手機和各種智能終端在中國使用呢？

就算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能從韓國的三星、臺灣的MTK，大陸的展訊購買芯片。就算華為因為長期不能生產芯片做出了犧牲，相信在中國會有很多芯片企業成長起來，華為還可以通過這些企業和韓國、日本、中國臺灣、歐洲的芯片制造商來生產產品。

如果美國政府可以任意修改外國直接產品規則，其實是破壞全球的技術生態。如果中國來反制，對產業會造成什么樣的影響？推演下去，這種破壞性的連鎖效應是令人吃驚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對于全球化的產業生態可能是毀滅性的、連鎖性的破壞，毀掉的可能不止是華為這一家企業。希望全球產業鏈合作，聚焦客戶和產業挑戰，為全球客戶提供可信任的產品，為客戶、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產品和服務。期望這不是一個真實的消息，否則對整個產業鏈的破壞是后患無窮的，美國產業鏈的玩家也不可能獨善其身。

5、CGTN：2019年對華為來說是比較挑戰的一年，華為起訴FCC，美國的“實體清單”，同時也看到華為把很多媒體記者邀請到深圳，華為創始人任正非也接受了很多的采訪，未來2020年華為在增強透明度方面還會有哪些新的舉措，從而澄清外界對于華為與中國政府關系的誤解或者擔心？如何去展示出更大的透明度？

徐直軍：主要還是按照2019年的方法繼續前行。

6、彭博社：您之前講美國的禁令對華為的業務影響還是很大的，請您展望一下2020年的業績情況。另外，能否給我們一個5G手機在海外銷售的預期？

徐直軍：2019年是華為公司最挑戰的一年，但是畢竟還有5月16日之前接近半年的快速增長，同時我們還有大量的儲備應對客戶的需求。2020年是華為公司最艱難的一年，因為全年都處于“實體清單”下，產業界預測我們的儲備應該快用完了。所以，2020年將全面檢驗我們的供應連續性是不是能夠發揮作用，是非常關鍵的一年。

而新冠疫情帶來的全球經濟衰退、金融動蕩以及需求放緩等一系列問題是之前沒有預測到的新挑戰。由于全球疫情還在快速發展變化，我們當前主要聚焦在確保員工的安全，以及響應客戶和政府的抗疫需求，現在還很難對2020年的業績做出預測。

2020年我們力爭活下來，明年還能發布年報。

關于5G手機在海外銷售，去年5月16日以后，新的手機都無法預裝Google的GMS系統。為了保護全球華為智能手機用戶的利益和使用體驗，華為推出了HMS系統和AppGallery，我們也期待Google應用在華為AppGallery上架，就如同在蘋果的App Store上架一樣，這樣可以共同幫助消費者繼續獲得更多、更好的應用，期待華為在海外的所有5G手機都能夠使用Google應用。我們期待5G手機在海外能夠賣得更多，但現在無法準確預測，這取決于HMS生態的建設。 

7、中國日報：目前歐洲成為了疫情重災區之一，您怎么判斷疫情對歐洲今年5G網絡建設節奏的影響？中國疫情受到控制以后，明顯加快了5G建設步伐和力度，想問您怎么看今年的5G機會？

徐直軍：歐洲的5G部署肯定會延后，疫情有多長時間，延后就有多長時間。中國在疫情控制以后加快推進5G建設，目前三大運營商都在組織招標的進程中。我相信中國三大運營商會完成他們年初計劃的5G建設量，有可能還會適當的增加一點點。具體增加多少，取決于我們能不能供得上，以及部署的速度能不能把疫情耽誤的幾個月搶回來，此外，還取決于他們有多少預算。

8、華爾街日報：華為在2019年利潤增速下滑的原因是什么？另外我們也看到2019年華為海外收入的占比也下滑了，這是由于美國限制的原因嗎？還是說有其它原因？

徐直軍：在5月16日華為被美國BIS納入“實體清單”之后，我們要加大研發投入努力補洞，突然之間大量的供應商不能給華為供應，我們要重構供應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追求維持跟前兩年一樣的凈利潤率，而是要以生存為第一目標。

海外收入占比下降主要是由于5月16日以后，Google不再給新上市產品提供GMS系統，與這件事有很大關系。5月16日之前海外消費者業務高速增長，5月16日之后快速下降，到第四季度稍微有所回升，全年至少損失100億美金左右。這就帶來了海外收入占比的下降。

9、南華早報：華為手機在國內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市場份額，在國外受阻，現在國內廠商也開始進軍海外的一些高端市場，華為手機業務未來如何平衡國內外的發展，特別是在目前的疫情情況下？

徐直軍：在國內全面推進“1+8+N”全場景智慧生活戰略的實施。同時，全力打造HMS生態支撐新手機在海外可銷售。我們當然希望能繼續使用GMS系統，但是這個決定權不在我們手上，我們可以努力做的就是構建HMS生態和AppGallery。

盡管很艱難，但是也別無選擇。華為智能終端業務不會局限在國內，要努力做成全球的業務。

10、布魯塞爾記者：目前形勢下，歐洲多國政府正在針對所謂的高風險供應商采取相應的舉措，很多歐洲國家的政府也把華為歸為高風險供應商，能否具體介紹一下這對華為歐洲的運營商業務具體帶來多大影響？

另外，您是否認為像法國、英國、其他的歐洲國家目前采取的措施是歧視性的、不公平的，如果是的話，華為采取怎樣的行動應對這種局勢和不公平競爭？

徐直軍：至少在公開報道上沒有聽說過各國家把華為定義為高風險供應商，英國不屬于歐盟。我覺得歐洲各個國家還是在基于事實做決策，大家清楚網絡安全意味著什么。我們在跟歐洲各個國家的政府保持接觸和溝通，一些事情還沒有發生，不能對未發生的事情做太多的評價。

11、日本媒體：我們知道，日本的運營商現在啟動了5G相關的工作，我們也看到了華為在日本被禁止參與5G，現在華為在日本5G方面的策略是怎樣的？

徐直軍：我從各種公開的渠道上沒有聽說過日本禁止華為參與5G，所以我們在跟客戶、政府監管機構溝通。在日本，華為過去與NTT DoCoMo、KDDI沒有任何移動領域的合作，只與軟銀移動有合作，主要集中在4G領域，軟銀移動也沒有部署多少個5G基站。我們期待跟軟銀移動的合作能從4G延續到5G，這最終取決于客戶的決定。

12、觀察者網：盡管擴大和升級對華為的限制措施可能造成整個行業和產業的系統性風險，如果美國政府一意孤行，仍然選擇實施相關的禁令，這將對美國芯片產業造成怎樣的影響？他們將遭遇怎樣的挫折？

徐直軍：我推薦你去看一份美國半導體協會請波士頓咨詢公司做的一份報告，叫《限制與中國貿易如何終結美國半導體行業全球領先地位》，這份報告回答得很清楚。

13、記者：在未來的五年時間內，您覺得多廠商在主推的OpenRAN以及TIP等項目會對華為帶來怎樣的影響？

徐直軍：我認為帶來的影響微乎其微，我會簡單講一下OpenRAN。

首先，OpenRAN不是所謂的5G的另一個標準，只是一個實現架構和實現技術。對于OpenRAN這種實現架構和實現技術做出來的基站，照樣要滿足5G標準，照樣要滿足運營商對功耗、性能和性價比的需求。

OpenRAN崇尚開放、開源，它只是5G基站以及未來6G基站的一種實現方式。在3G時代，基站的實現方式已經變革過一次。就是華為開創的分布式基站，分布式基站出現之前，原來的基站BBU和RRU放在一起，裝在有空調的機房里面。華為提出的分布式基站把RRU放到鐵塔上，大幅度提升了基站的性能和覆蓋。最后成為了4G、5G基站的實現架構，成為了事實標準，這個標準不是4G標準、5G標準。從2G到3G到4G到5G，3GPP制定標準時更多是聚焦在互聯互通，保障手機與基站、基站與核心網、基站與基站之間多廠商能夠連通起來且能支持全球漫游，從來沒有關注基站的實現方式和實現架構。

其實站在運營商角度來講，并不關注基站的實現方式，而且每家廠商基站的實現方式并不完全一樣，更多關注的是基站的性能、質量和性價比。

大家知道業界已經有一個SingleRAN，現在又出現了OpenRAN，都是滿足5G建立的標準，手機都要接入基站，基站與基站能連接起來，基站與核心網能連接起來。
我把SingleRAN比作專用計算，把OpenRAN比作通用計算，歷史上專用計算和通用計算一直是競爭的，通用計算一直想取代專用計算，走到今天，專用計算的場景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尤其是在AI興起之后。
Intel的前CEO Brian Krzanich跟我交流時，期望華為基站用他們的X86 CPU，我當時講通用計算和我們自己開發的專用計算什么時候在性能和成本各方面達到一樣水平了，我們何樂而不為，直接用Intel的通用計算處理器就行了，為什么要自己開發？OpenRAN是通用計算，要解決功耗、成本、性能等問題，要能夠滿足客戶的需求，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所以說，OpenRAN短期內對我們的業務沒有影響。

大家看到，最關鍵的移動通信技術都是在無線領域，OpenRAN也好、SingleRAN也好，無線的RRU、AAU都是同樣的，要達到客戶需求，都要做到高性能、低成本。

14、加拿大Mcgill大學：能否介紹一下華為在New IP上面的戰略？

徐直軍：New IP這個名字是我取的，我為什么取這個名字？就是由于當時在做5G研究，5G叫New Radio，我覺得IP的未來跟5G的未來使命差不多，為什么不叫New IP呢？New IP對應的New Radio，也就是對應的5G。

現在的IP技術始于1969年，協議定型于1978年，到現在將近50多年時間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原來IP技術聚焦把全球的電腦連起來，主要聚焦在辦公領域，后來延伸到移動互聯網，把所有的手機都能連起來。這么多年來，IP技術一直無法滿足快速發展的工業互聯網對低時延、安全等一系列的需求。5G的目標也是在滿足不斷增長的消費者移動寬帶需求基礎上，進一步滿足面向行業的低時延和巨大連接的物聯網需求。New IP也一樣，除了滿足移動互聯網和辦公需求以外，也要滿足工業互聯網的需求，例如低時延、安全等需求。

New IP到現在為止還是屬于研究的課題，華為的IP專家們與全球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們還在一起研究探討。現在各個國家包括意大利、英國、加拿大、德國、比利時、西班牙等這些國家的IP專家們都在自由地參與研究和創新，期望共同解決IP網絡面向未來的問題，使得New IP在滿足傳統IP需求的基礎上，進一步來滿足工業互聯網的需求。

New IP僅僅是一個純技術課題，《金融時報》不要一開始就把New IP政治化，不要認為專家們有那么多不可告人的目的，大家僅僅是為了解決IP面向未來的問題，進行自由的研究探討，沒有想象的那么復雜，也沒有想象的那么多政治問題，也不應該把正在研究的技術話題政治化。